大城市的高端商场、奢侈品门店，时不时就能看到排队消费的身影，高端豪车、限量款商品销路一直不差。可转到普通菜市场、街边小店、县城商圈，到处都是打折促销。 同样是消费，仿佛分成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2.7%。 收入增速跑赢了消费支出增速，说明很多人不是完全没钱，而是花钱比以前更谨慎了。就在这个背景下，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早前提出的一个观点最近又在网上热传。 他的大意是：收入分配调整是长期工程，短期内对高收入群体实现有效征税的难度不小。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进一步优化高端消费供给，引导高收入群体把存量财富转化为现实消费，从侧面助力内需恢复。 不少网友的第一反应是：拉动内需，难道只能靠"哄着富人花钱"？抛开情绪，他点出的其实是当前内需恢复过程中一道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为什么"不敢征税"会成为讨论的起点？ 答案，要从中国税收体系的深层问题说起。中国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先进的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网络，但仍然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的非正规经济。 庞大的经济体需要一定水平的政府支出，而这需要庞大而广泛的税基来提供资金。美国是经济规模最接近中国的国家，其联邦税收收入约占GDP的17%，如果算上所有地方和州收入，则约为25%。 相比之下，中国的收入较少。中国的税收问题实际上是三个问题：无法向大多数人征税；可以向他们征税的人在避免这些税收方面做得非常好；而且征收的税款并不总是到达需要的地方。 政府权力在省及其副省级地区和这些地区内的城市之间共享。所有这些地方当局都负责某些政府职能，这些职能太小或因地区而异，无法由其上级政府组织控制。 最大的区别在于地方政府获得资金的方式。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产税和来自更高级别政府的资金相结合的方式获得资金。 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资金，各州向地方政府提供资金。中国的地方政府有点不同，其大部分收入是通过向企业征税和出售其土地上的20至70年租约来赚取的。 在中国，任何私人公司或公民都不能拥有城市土地，因此将其出租70年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些地方政府从企业赚到的钱有60%需要返还给中央政府，但土地收入都是他们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绝对庞大。关于土地租赁收入的问题是，只有当土地值得开发时，它们才有效；只有具备某种基础设施来支持居住在这些新开发项目中的人们，土地才值得开发。 各省政府一直在相互军备竞赛，建设更多基础设施，以便使自己成为经济中心，这样他们就可以出售土地权，为更多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游戏造成了基础设施过剩，也需要这些省级政府进行大量的前期投资。 问题是这些政府不被允许发行债券，他们只有卖掉自己的土地才能开始赚取土地收入。所以他们需要发挥创造力，提出了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这些地方政府所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私人融资平台，然后给该公司一些国有资产，这可以是现金股份和国有企业，也可以是他们试图出售的土地权。私营公司可以去银行使用所有这些资产作为抵押品来获得贷款，然后地方政府可以使用这些现金来资助任何基础设施项目。 银行可以将这些贷款捆绑在一起，并在公开市场上以债券的形式出售。2019年，地方政府融资券占中国国内市场债券余额的39%。 此前，另外60%大部分是由开发公司出售的房地产债券组成。这也有利于将政府债务推向私营部门，因此，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好。 2022年，中国曾实施严格的封锁措施。政府采取了零病例政策，商业活动的缺乏切断了中国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中国人曾经对房地产坚定不移的信心，在2021年备受瞩目的房地产开发破产事件（恒大）中动摇了。建设量减少意味着地方政府通过出租土地获得的收入减少。 中国有传统的累进所得税，税率根据公民的收入多少从3%到45%不等。但中国的大多数人仍然在非正规经济中就业。 他们经营小商店或在农场工作或从事其他一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报酬是手头现金或微信转账。处于财务范围另一端的人们很少从薪水中获得收入，而是能够通过企业和其他资产转移收入，从而大幅减少税收负担。 真正需要缴纳税款的，是一小部分足够富有可以拥有一份正式工作，但又不够富有无法有手段避税的人。围绕营业税的宽松监管鼓励商业活动，过去三十年来，鼓励商业增长一直是该国经济大幅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鉴于近期货币政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财政政策，如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提高和降低，对于运行有效的经济来说，这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增加税收可以成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非常有效的工具，降低税收可以在困难时期加速经济增长。 只有人们一开始就纳税，税收减免才有效。回到内需的话题。 李迅雷之所以主张"引导存量财富转化为消费"，正是因为